韓國兵役豁免的爭論，根本問題問錯了

首先我想說，這個議題上的主流觀點對我來說完全合理。一個來自光州的士兵，要離開自己的職涯、收入和生活整整18個月。憑什麼一個來自首爾的歌手只因為出名就可以免服兵役？這感覺很不公平。想要反對這件事的直覺，並不是無知或小氣，事實上，如果你接受兵役豁免是一種特權這個前提，那這才是唯一合理的反應。

問題在於，這個前提本身就是錯的。韓國的兵役豁免制度從來就不是為了平等對待每個人，它一直都是為了獎勵特定類型的成就。在重要國際比賽中獲獎的古典音樂家可以申請豁免，奧運獎牌得主可以，亞運金牌得主也可以。這套制度本來就在評判，誰的貢獻值得國家給予特別考量。關於BTS和運動員的爭論，並不是在討論要不要創造一種特權，而是在討論現有的標準究竟合不合理。

我也要先說清楚：我是荷蘭人。我從來不需要服役，以後也不會。當你跟這個問題沒有切身關係的時候，思考兵役豁免這件事確實容易多了。我很清楚這一點。就把這篇文章當成一個局外人在審視這套制度的邏輯，而不是什麼親身經歷過的人說的話。

2002年，韓國與日本共同主辦了FIFA世界盃。韓國足球協會當時得到承諾，只要國家隊晉級十六強，球員就可以獲得兵役豁免。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韓國最終拿下第四名，兵役豁免也如期兌現。

2006年，同樣的邏輯也被套用在棒球上。韓國參加了首屆世界棒球經典賽，並獲得承諾：若晉級四強便可獲得兵役豁免。他們確實打進了四強，一路上還兩度擊敗日本。十一名尚未服役的球員因此獲得了豁免資格。

政府將績效豁免作為一種明確的激勵措施進行測試。兩支隊伍都達標了，政府也履行了承諾。然而在 2007 年，法律經過修訂，這些績效豁免條款被取消了。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民眾的強烈反彈。最終勝出的是公平性論點——不是因為證據指向這個方向，而是因為政治風向如此。

韓國做了這個實驗，得到了結果，然後悄悄關掉了實驗室。這正是這場討論中最常被忽略的部分。

讓我用政府預算辦公室的角度來看待 BTS 的服役問題，因為這個角度對爭論雙方來說都不太好受。

現代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估計，BTS每年為韓國經濟創造4.14兆韓元，約合30億美元。這不只是專輯銷售的功勞，還包括旅遊、周邊商品、授權、品牌合作，以及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輸出以首爾為據點所帶動的龐大間接經濟活動。韓國政府自己的數據顯示，BTS對韓國總出口的貢獻約為0.3%。而這一切，來自五個人。

南韓目前約有50萬名現役軍人。當BTS成員們開始服役時，這五個人的加入對韓國的國防實力來說，影響幾乎等於零，根本不值得去計算。但有一件事確實產生了明顯變化——那就是韓國的文化產出、觀光收入，以及稅收。

這個論點有個更強硬的版本，幾乎沒有人提出，但我覺得這才是最有說服力的。韓國的國防預算來自稅收。BTS 在全盛時期創造的稅收，會直接流入國防預算。五名穿著軍服的士兵，只是在五十萬大軍裡多了五個人。但五個人以 BTS 這種規模賺錢所繳的稅，卻能用來支付武器裝備、訓練、研究，以及軍隊真正的作戰能力。去問任何一位國防分析師，對韓國軍隊來說，多幾個兵力重要，還是預算充足重要——答案根本不需要想。

這裡要說的並不是BTS因為出名就應該免服兵役。而是說，讓他們繼續創造可課稅的收入，對韓國國防實力的幫助，實際上比讓他們穿18個月軍服更大。這句話寫起來讓人不太舒服，也肯定會引發爭議，但從數字來看，這個邏輯是站得住腳的。

我不是說其他人比流行歌手不重要。問題不在於任何個人的價值高低，而在於這五個特定的人服18個月的兵役，和繼續作為韓國的軟實力與經濟引擎，哪一種對韓國更有利。

答案其實很簡單。

每次我告訴韓國人我來自荷蘭，對話幾乎都會照著同一個劇本走。通常不超過兩句話，就會有人——多半是個大叔——說出「Hiddink」這個名字。2002年世界盃距今已超過二十年。Guus Hiddink自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執教韓國隊。他後來帶過好幾支國家隊和俱樂部球隊，但這些都不重要。在韓國，他依然是個讓人莫名感到親切的存在。

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它能讓你感受到那次世界盃征程對韓國的意義。那份情感的重量，在一個世代之後，仍然出現在日常對話之中。這就是頂級體育賽事對一個國家的認同感與自我認知所能產生的影響。它無法像經濟產出那樣被量化，但它是真實存在的——任何在這裡生活過足夠長時間的人都懂。

孫興慜是這個故事更近期、也更具體的版本。2018年，韓國在亞運會上奪得金牌，孫興慜也在隊中。根據現行豁免規定，亞運金牌可自動獲得兵役豁免。孫興慜留在了托特納姆熱刺，此後成為英超歷史上進球最多的亞洲球員，穩定活躍於歐冠舞台，也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韓國運動員之一。

如果孫興慜在那段時間內服滿21個月的兵役，韓國在全球收視率最高的足球聯賽中將近兩年都不會有頂尖球員代表出賽。這裡所涉及的軟實力論點，雖然比BTS的收益數字更難量化，但我認為同樣站得住腳。

豁免標準本來就允許這樣的情況。這次是透過亞運會的途徑，而不是直接以足球名義申請豁免，但結果是一樣的。韓國讓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運動員在巔峰時期繼續上場。國家因此受益。這套制度，歪打正著，發揮了作用。

我上面提到的200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的例子比較單純。不過還有一個值得補充的例子，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韓國在那屆奧運的棒球項目中奪金。奧運金牌本來就在現行規定中可以觸發免役資格，所以相關球員是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免役資格的。之後棒球被移出奧運項目，直到2021年東京奧運才重新納入，這段漫長的空白期讓許多正值黃金年齡的韓國棒球選手無法透過奧運免役管道取得資格。

足球、棒球和BTS身上呈現的模式都是一樣的。韓國在全球競爭中，對於維持高水準代表有著極大的國家利益。當政治環境許可時，就會以績效為由給予服役豁免。當政治風向轉變，豁免就會被取消或縮限——不是因為背後的邏輯變了，而是因為「公平」的形象比起經濟盤算更容易對外交代。

那些服役的男性，尤其是來自勞工階層的人，真的犧牲了很多。職涯發展的機會、收入、陪伴家人的時間，還有一去不返的歲月。看到名人可以跳過這一切，心裡的憤怒並不是沒有來由的，那是發自內心真實的感受。

真正不公平的地方，並不在於BTS可能獲得兵役豁免。而是在於一位投入半導體技術研發的工程師沒有這個機會。在偏遠地區默默付出的老師沒有。研究成果可能為醫療專利帶來數十億價值的研究人員也沒有。豁免制度本身已經承認，某些對韓國的貢獻值得不同的對待方式，只是這套邏輯的應用方式太過隨意、也缺乏一致性。

解決這種不公平的方式，不是透過取消現有豁免來讓制度更統一，而是建立真正能反映這個制度本該回答的問題的標準：究竟什麼樣的貢獻，對韓國的安全、繁榮與國際地位來說足夠重要，值得給予這樣的特殊待遇？

在這個框架下，贏得國際比賽的古典音樂家符合資格，因為文化聲望是實實在在的。奧運運動員也符合資格，因為體育成就對國家有顯而易見的價值。

將這個邏輯延伸到持續、可衡量、有據可查的國家貢獻——無論是透過文化輸出、經濟活動還是國際代表性——並不是說名人就該享有特殊待遇。而是說，韓國目前的標準停留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還沒有與時俱進，無法反映國家價值實際上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也許問題應該這樣問： 「這個國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真的有從這項豁免中獲益嗎？」